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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长秋：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针对代孕的立法规制存在不足。目前，针对代孕的明确规定是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这只是部门规章，只能规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相关行为，即对于违反该办法的医疗机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于代孕利益链条上其他相关方的行为，卫生行政部门无法进行惩戒。

在更高规范层面上，国务院没有出台针对禁止代孕的行政法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出台相应法律。此外，刑法中也没有规定代孕行为构成犯罪。这导致的结果是，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，我们在应对代孕时捉襟见肘。例如，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规定“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，但刑法中实际上并没有将代孕规定为犯罪，这就使得以上规定形同虚设，无法起到打击代孕的作用。

记者：2022年1月，国家卫健委在官网公布《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201号提案答复的函》指出：“将通过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，对辅助生殖领域管理作出明确要求，严禁辅助生殖技术滥用，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，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。及时跟进辅助生殖技术研究进展，适时对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管理办法、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进行修订。”

童云洪：可以从预防机制、打击措施、责任追究、善后处理、宣传警示等方面加强立法，对医疗机构内和非医疗机构进行的代孕活动，都有系统的法律进行规制，并明确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责任，使打击代孕做到有法可依；同时，应立法明确怀孕母亲是唯一合法母亲，让代孕者对孩子负责，而对胚胎及生殖细胞提供者在法律上进行否认，让代孕目的落空。